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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苏波说，从国际环境看，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可能发生新变化。金融危机发生以来，全球市场需求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，围绕市场、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，加上能源资源、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，“十二五”期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，对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形成了“倒逼机制”。同时，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，也为我国进一步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，提高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、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新的机遇。

　　二是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正孕育着新突破。当前，信息网络、生物、可再生能源等新技术正在酝酿新的突破。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加紧制定和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，积极在新兴科技领域前瞻布局，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。如，2009年美国《复兴与再投资法》(A R R A )提出了电动汽车、新能源和生物、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发展计划。目前，我国在部分新兴战略领域已取得了一定突破，把握好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新机遇，加强战略部署和统筹规划，就有可能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、赢得优势，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。

　　三是全球化生产方式主导着价值链的利益分配。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，柔性制造、敏捷制造、虚拟制造等智能发展模式日益成为世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。在国际分工体系的角逐中，跨国公司凭借其资本实力和技术优势，控制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与布局，将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向外转移，牢牢掌控着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。但与此同时，全球化、信息化条件下的国际竞争新格局，客观上也为我国开放利用全球创新和要素资源，着力突破价值链“低端锁定”创造了条件。

　　从国内环境看，一是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不断加快。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。据测算，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，将推动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，拉动居民消费总需求增长1.2个百分点，新增城镇基础设施投资1400亿元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50%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，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，内需主导、消费驱动的政策取向将为我国工业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同时，劳动力、土地、燃料动力等价格持续上升，生产要素成本压力加大，转型升级的约束也在逐渐增多。

　　二是信息化、市场化和国际化仍将持续深入发展。信息化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，信息化与工业化日益深度融合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，影响工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，健全与科学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尚需较长过程。

　　三是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更趋于强化。我国工业粗放式发展、能源资源消耗过大、环境污染严重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。我国G D P占世界的比重还不到10%，但消耗的煤炭、钢铁和水泥大约占世界的一半，化学耗氧量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碳排量位居世界前列。目前，我国原油、铁矿石、铝土矿、铜矿等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依存度超过50%。“十二五”甚至更长时期，我国能源资源不足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，对能源资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。

　　苏波认为，总体上看，我国工业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和低成本要素投入，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和产能扩张，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状况已难以持续，已进入以转型升级促发展的新阶段。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变，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，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步伐，如果行动迟缓，不仅环境资源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，而且会错失我国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期，也会延误我国建设工业强国的进程